书本给予少年心灵的滋养

那天下午课间，班主任把我叫到一边，让我放学后去她办公室。我不知道她为何找我去那里，两只手掌立刻由热转凉。一般来说，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总是因为做错了事。

那是一九六七年，我在上海新闸路一小读三年级。我磨磨蹭蹭来到教师办公室，站在门口，眼睛只敢看脚下，心里怕得在打鼓。忽然，听见班主任在轻声叫我，我抬起眼来，看见办公室里面一群老师都在忙碌，班主任在对我招手。

我身体僵硬，挪到班主任的写字台旁边，眼睛看着台面。

班主任拉开写字台右边最上面的小抽屉，拿出一张硬卡片，比香烟盒小一圈，很薄，淡蓝色，告诉我，这是上海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，给你。

原来是这事。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松弛了。我的小学没有图书馆，但我知道图书馆里都是书，老师们上课时都说过。

我笑着点点头，心想看书我是喜欢的。

班主任说只有一张，说着看了我一眼。

我那时只是十岁，但是完全理解了班主任这句话里和看我的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，那就是让我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同学。

我又点点头。

班主任给了我一支钢笔，让我在借书证的第一页上写上学校和自己的名字，还告诉我少儿馆在南京西路石门二路附近，新华书店的旁边。

我谢了班主任，把我人生的第一张借书证放进衣袋，乐呵呵地走了，心想这下有书看了。

出了校门，我很纳闷，班主任为什么把极为稀缺的借书证给了我呢？全校同年级有六个班，全班有四十八位同学。但我清楚，她知道我喜欢看书，她知道我的语文成绩不错，她知道我文质彬彬。确实，我一直喜欢阅读，似乎天生，也绝对主动自觉。

我新闸路永吉里的同号邻居中有在读高中初中的，文革开始后，不读书成了风气，她们的各种书籍也就成了累赘，被她们的大人一股脑儿丢在晒台上，一大堆，小山似的，其中有她们以前的课本，也有她们以前购买的文学作品和订阅的少年文艺杂志。

我发现书山后，很高兴，像遇见了宝藏一般，挑了一本，好像是初中的语文课本，就看了起来，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，就是喜欢看，认识的字就看下去，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，或者根据认识的前后字猜测那个不识之字的大概意思。起先我站在那里看，后来累了，就蹲着看，不管日晒风吹，再后来，征得她们同意，借回家读。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一个多礼拜。

某天，我又去晒台换书，那里竟然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一问，才知道那堆书全被卖掉了。我顿时萎靡起来，好几天都没有精神，似乎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突然不打招呼就离我而去了。

没有了书看，我就去街上的阅报栏看报，不是专门去看，但只要路过，就肯定会停下来去阅读。有一天时近黄昏，我妈让我去新闸路大通路口的杂货店买牙膏。那时买牙膏，可以凭用光了的牙膏皮抵扣两分钱，还可以让营业员去掉新牙膏外面的纸壳包装再抵扣一分钱。我付了去掉三分钱的购货款，握着圆滑溜光的牙膏，想着马路对面有个阅报栏，便穿过马路去向那里。

日光不济，阅报栏前读报的人不少。我那时已经近视，又不肯戴眼镜，在后面看不清楚报纸的细小铅字，就挤啊挤的，到了第一排，把牙膏握在胸前，仰起脸看了起来，一直看到天色几乎全暗，辨不清报纸上的字才回家。我并不知道，那天班主任正好在新闸路上行走，路过阅报栏，无意中发现了我前挤的身影和贴近阅报栏玻璃的脸。第二天上课时，她在班上表扬了我的喜好阅读。

但是，可供阅读的文字还是太少，特别是文革初期，造反队视家庭藏书为敌人，欲搜光烧尽而后快，有书人认家里有书为不忠，就撕碎卖光以避嫌。有时，我只得看马路上贴着的大字报，短的一张，长的十几张，甚至几十张，一溜贴开去，刚贴上的还在沿墙往下趟浆糊，像一挂长鼻涕。有时，我接过马路上散发的花花绿绿的油印传单，站着捧读。读这些东西让我难受，有点像没有吃饱，老是肚饿的感觉。

因此，这张少儿馆借书证的突然光临，意义之重大不下于饥荒年代给我增加了粮食定量，给我添加了肉蛋鱼虾，会使我有饱腹感，会让我脸上无菜色。

有了借书证，我带着它就去了南京西路上的少儿馆。我从没进过图书馆，一路上思绪飞扬，图书馆里的那么多书是怎么放置的？像我家晒台上那种堆法，显然不行，埋在最里面的书怎么取出来呢？大概是一本一本叠堆在桌上，顶到天花板，这样也有问题，最上面的书该怎么拿下来呢？踩在凳子上？爬到梯子上？

胡思乱想中，我就到了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。

南京西路是上海最热闹的商业街，各式商店一家挨着一家，连绵十里不绝，店内人头攒动，店外摩肩接踵，电车汽车轰鸣着来来往往，自行车三轮车叮叮当当地飞来驶去，时不时，一辆卡车慢慢开过，车厢围栏上贴着打倒砸烂的白纸黑字标语，车厢中立着义愤填膺的红卫兵们，一手举拳高喊口号，一手揪住几个挂着打X牌子的人的头发。

然而，一拐进这个不宽的弄堂，一看见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白底黑字的竖挂木牌，一走进这扇漆黑格珊铁门，我立刻觉得沉静安宁主宰了这片小世界，仿佛这里是个无人之处，但整洁干净的水泥地、青绿欢腾的爬山虎、明亮无尘的窗玻璃分明在告诉，这里处处透出人的灵性，这里处处显出人的儒雅。门卫简单问询后，指引我去一栋小楼的二楼。

楼里一如楼外那般宁静。楼梯是木制的，不新，旧得端庄深沉。红褐色的扶手光亮且宽厚，以我那时的手掌，尚握不住。红褐色的踏步不是直上的，有个小弯，方能抵达二楼。二楼有个房间，门口似乎挂着少儿部的牌子。我估摸自己属于这一群体，就轻手轻脚走了进去。

一进门是条宽度可容两三个小孩的长夹弄，一边是墙壁，另一边是一个一个并列的柜子，几分钟后我知道了，这柜子叫书架。我打量着书架。每个书架从下到上有五六层，每层都立满了书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看上去整齐舒服。我想，要是能和这么多书住在一起，不停地看，该是多么开心。书架的每层都有上下两块间隔两三指宽的玻璃挡板，透过玻璃和空档，可以清楚地看见书脊上的书名。我又想，原来书是立在书架中的，这样找起来拿起来多方便啊。并列的一排书架当中少了一个书架，形成一个缺口，平放着一块齐胸高的木板，像商店里的柜台，可供办理借书还书业务。从柜台看进去，两个工作人员在里面伏案工作。

我轻声询问。一个男性工作人员和蔼回答，你自己看书架上的书，看中哪一本，手指伸进玻璃空档一推，我就知道了。

我就是这时候知道书架这个单词的。

我弯下腰，双手撑住膝盖，看书架下面两层的书。我直起腰，看书架中间两层的书，又退后一步，仰脸看最上面一层的书。我一本一本看过去，几乎看遍了这么多书架上的每一本书，当然，看见的只是书脊上的书名。我凭仅有的知识，从书名猜测书的内容，最后，选定了一本，把食指伸进空档，伸向那本书，推了一下。它的一部分倾斜了出去，使它突出于它的朋友们，就像队列里调皮的同学伸出的一个嬉笑脑袋。

那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，拉出这本书，要了我的借书证，在证上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把书和证一起给了我。

我打开借书证，看见上面写着书名、借出日期和归还日期。我把借书证夹在书里，把书脊朝下，平整地放进书包，注意不让它上面的两只书角抵到书包而翻卷。

我脚步轻盈，几乎弹跳着走出少儿馆，来到南京路。那里照理应该熙熙攘攘，但此时在我眼里只是空无一人，盖因我的脑子里只有这本刚从少儿馆借来的书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我很想找个墙角站立，拿出书来马上一解饥渴，但我忍住了，这个年月，街上抢东西的事时有发生，比如抢军帽，抢像章，如果书被抢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看不到书当然事大，但怎么向少儿馆说清楚更是难题。

第一次借的是什么书已经没有印象，一共在少儿馆借过几回书也毫无记忆，但是从那些书中摘抄的好词好句记得倒是积了一厚本。

有一件趣事至今不忘。一九七一年年初，刚进中学后的某天，我去少儿馆还书，心里很惆怅，一路走得慢慢吞吞，就是不愿意很快走进那栋小楼。少儿馆的借书对象是小学生，作为中学生，我显然不能再在这里借书了。我心有不甘，还书的同时试着又借了一次，竟然成功了。借书竟然可以继续下去！我捧着书，高兴得一路哼着小曲回家。可惜好景不长。下一次还书时，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收走了我的借书证。

从此，我再也无缘走进少儿馆，走进这座陪伴了我三年多的书的殿堂。长大后，每当路过这个地方，我总要望住这栋小楼看上一会儿，任凭往事在心里翻滚。有时候，我会想，如果没有少儿馆的图书供我阅读，我会怎样打发少年时代那些不需要认真上课的百无聊赖的日子，抑或就成了与读书背道而驰的心灵干枯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果真如此，就没有如今拥有硕士学位和高级职称、担任企业高管的我了。

不过，我到现在都没明白，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打倒走资派，砸烂封资修的年代，为什么少儿馆的借书业务竟然依旧开展，而且能够持续下去？

要说少儿馆的哪本书对我的成长最有帮助，我还真说不上来。不过，这没关系。我们从小到大，吃了无数顿饭，说得清楚究竟是哪一顿饭增加了我们的脑力，促高了我们的身材，强壮了我们的力量？说不清楚，但哪一顿饭都不可忽视，也不可缺少。读书也一样。读过的无数本书中的每一滴营养，都默默流淌于我们的血肉，都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，最终形成对社会有益、对个人有用的智慧。